蔡天鳳案：為何蔡母與譚方駿要出庭作供？

控方傳召蔡母張燕花及譚方駿出庭，並不是要他們代替法庭判斷誰有罪，而是讓他們在宣誓下就各自親身經歷、所掌握的通訊、家庭與財務背景等資料作供，並接受辯方盤問。即使不是案發目擊者，證人仍可能有助交代背景、重組時間線，以及讓說法與訊息、文件、定位或其他記錄互相對照；但每段資料能否獲接納、可用於證明甚麼和可信性有多高，最終仍由法官及陪審團按證據規則和整體材料處理。

本案仍在審訊：作供不等於裁決

蔡天鳳案（HCCC 198/2025）正在香港高等法院由法官會同陪審團審理。三名被告均否認謀殺罪；就「阻止合法埋葬屍體」罪，兩名被告承認控罪，另一名被告不認罪。案件尚未裁決，所有被告仍受無罪推定保障。

因此，「為何要他們上庭」最穩妥的理解不是揣測控方的內部策略，而是看公開庭訊顯示：兩名證人可分別就哪些類型的資料作供，以及刑事程序如何讓辯方測試他們的說法。

非目擊證人為何仍有證據價值？

刑事審訊不是只問「誰親眼見到案發一刻」。證據如與爭點有關聯、具有證明價值，而且沒有受到排除法則限制，便可能成為法庭考慮的材料。直接證據可包括證人就自己看見、聽見或親自處理的事作供；與案件相關的一連串事實，亦可能構成環境證據的一部分。

就公開報道所見的蔡母與譚方駿證供，較準確的閱讀方法是從以下三個層面理解，而不是把他們視為「有沒有目擊」的二分問題：

1. 背景與脈絡：協助理解關係，但不是動機或罪責的捷徑

家庭關係、物業、資產、債務或日常互動，可以幫助法庭理解不同人士如何互動、某些通訊或金錢記錄出現於甚麼背景。控方或辯方可嘗試用這類資料支持或挑戰某項背景推論；但一段關係或財務資料，不會自動證明任何人有謀殺動機、參與計劃或犯下謀殺罪。

2. 時間線：把個人經歷放回事件前後次序

最後通訊、失蹤前後的聯絡、誰在何時尋人、何時報案等，未必直接證明案發行為，但可協助法庭把不同資料放入先後脈絡。該等說法可再與訊息紀錄、電話資料、定位、閉路電視或其他客觀材料互相比對。

要注意的是：某份系統或文件記錄可證明某項資料在系統中出現，未必單獨證明誰實際使用了裝置、誰知悉內容，或某項主觀意圖。這些推論的強弱，仍要看其他證據和盤問結果。

3. 相互印證或產生矛盾：讓法庭檢驗整體案情

證人說法可與文件、通訊、定位或其他證人證供互相核對，也可能顯示不一致之處。這不是指任何一項資料必然「佐證」另一項資料，而是讓各方可檢驗：時間是否吻合、資料來源是否清楚、記憶是否可靠，以及有否其他合理解釋。

因此，非目擊證人的功能可以是提供可檢驗資訊，而非替控方補上全部控罪元素。控方最後仍須以整體可接納證據，逐名證明所涉控罪。

證人身分、可接納性與證明力：三件不同的事

蔡母是死者母親，譚方駿則與蔡天鳳的家庭及財務背景相關；這些關係可幫法庭理解兩人為何可能知道某些事情，也同時是盤問可探問的脈絡。不過，證人身分本身不會自動令證供更可信或更不可信。

法庭和陪審團會按證據性質及整體情況衡量，例如：

1.證人是親身經歷、親自處理，還是從他人得悉？

2.其記憶、時間、資料來源及早期說法，是否可由文件或其他記錄核對？

3.主問、盤問及覆問之間，有否出現重要不一致；如有，證人如何解釋？

4.是否存在可能影響觀察、記憶或立場的因素；以及這些因素在其他材料下應給予多大份量？

5.該材料是否相關和可接納；即使可接納，又可用作證明哪一個有限問題？

這亦說明為何「證據具有關聯性」與「足以令被告入罪」不是同一回事。刑事審訊中，證據一般須同時符合關聯性及可接納性要求；傳聞、意見、品格或受特權保護的材料，均可能受排除法則規限。

「可接納性」和「證明份量」亦要分開。在適用的個別情況中，即使材料技術上可接納，法官仍可為保障公平審訊，考慮其實質證明價值及可能造成的不公平損害而行使酌情權；不過，公開報道未見本案就蔡母或譚方駿的證供有任何此類申請或裁定，不能把這項一般原則寫成本案已發生的程序結果。

香港刑事審訊中，控方證人怎樣作供？

一般而言，控方先開案並提出證據。控方證人會先由主控官主問，之後接受每名被告的代表律師盤問；如盤問提出了需要澄清的新事項，主控官可作覆問。

盤問並非只是「挑機」。它在公平審訊中十分重要：律師可就受爭議的事實及證人可信性追問，也有責任把有意推翻的版本向證人提出，使對方有機會回答、否認或解釋。

譚方駿可就甚麼作供？

根據公開報道，譚方駿第15至18日作供，涉及他與蔡天鳳的關係、失蹤當日最後通訊、其後尋人過程、部分家庭互動、資產與投資認知，以及約500萬元賭債的處理。

1. 最後通訊與尋人經過

譚可就自己與蔡天鳳的訊息往來、自己何時發訊息、何時尋人、何時聯絡他人及報案等親身經歷作供。

但即使某段訊息顯示已送達、手機定位曾出現某地，也要小心分辨：文件或系統紀錄可以證明到甚麼程度、誰曾使用裝置、以及證人對紀錄所作的推論是否唯一合理，均可由盤問和其他證據檢驗。

2. 親身所見的家庭互動與其後說法

譚曾就部分家庭互動作供；辯方則以其早期警方口供及記憶提出挑戰。 這類證供可讓陪審團了解證人的直接觀察，但當中有否遺漏、後來補充是否可靠，仍會是可信性評估的一部分。

3. 500萬元賭債及還款安排的知情程度

譚確認他與蔡天鳳曾借約500萬元賭博，蔡天鳳是擔保人；他又稱父親其後處理追債問題並曾找鄺球協助。第18日庭訊再問到約600萬元處理款項、約590多萬元支票和「茶錢」。

當中一個重要細節是：譚稱自己沒有親眼見過約590多萬元支票，而是從父親得悉。 因此，他可以就自己親身所知和別人告訴他的事情作出區分；後者是否可靠、有否文件支持、可獲多少證據份量，正是辯方可以盤問、陪審團可以評估的問題。

4. 「事後理解」不能自動變成客觀事實

譚就部分人物在失蹤後的反應作出看法，並形容是警方告知懷疑後的「事後回想」。 他的感受和理解可以解釋他後來為何這樣看事情，但不會自動證明其他人的真實意圖或實際行為。

他們作供，可以證明謀殺罪嗎？

單靠任何一名近親或伴侶作供，都不會自動證明謀殺罪。

控方最終仍須就每名被告，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所涉控罪的必要元素。就謀殺控罪而言，背景、人際關係、金錢往來、證人感受或事後理解，不能取代對非法殺人行為、個別參與和所需犯罪意圖的證明。

較恰當的理解是：

• 蔡母與譚方駿可能提供背景、關係、通訊、知情來源和部分親身觀察的證據；

• 證供有助陪審團理解其他證據放在甚麼脈絡；

• 但每一段證供仍要經歷主問、盤問、覆問、法官就可接納性作出的決定，以及陪審團對可信性的衡量；

• 即使陪審團接納某項家庭或財務背景，仍不可跳過控方就謀殺罪元素必須達到的舉證標準。

陪審團最後怎樣處理兩人的證供？

在高等法院刑事審訊中，法官決定法律與程序，並會向陪審團作出法律指示；陪審團則根據庭上可接納的證據決定事實、衡量每段證供的份量，以及作出有罪或無罪裁決。

對蔡母與譚方駿的證供，陪審團可按整體材料考慮：

1.證人是親身看到、親自處理，還是聽他人轉述？

2.說法是否與通訊、文件、錄音、其他證人或客觀紀錄相符？

3.有否在早期口供、主問與盤問之間出現重要差異？若有，解釋是否合理？

4.該段材料只反映證人的感受，還是可用來證明一個實質事實？

5.即使接納該證供，對每名被告所涉控罪的真正元素有多大關係？

這亦解釋了為何一名證人可能作供數日，並接受不同代表律師長時間盤問：公平程序不是只讓證人「講完故事」，而是讓各方測試證據。

常見問題

親屬或伴侶出庭，是否代表他們的說法一定較可信？

不是。親屬或伴侶可能最了解某些家庭、通訊和生活背景，但也會接受盤問。陪審團不會只因關係親近而必然接納其全部說法，而會衡量知情來源、記憶、文件支持和與其他材料的一致性。

證人講出金錢糾紛或資產安排，是否已證明謀殺動機？

不是。這些可屬背景材料，但不能自動證明任何人有殺人動機、參與計劃或犯罪意圖。控方仍須就謀殺罪的必要元素提出足夠證據。

如果是聽蔡天鳳講的，為何還可以在庭上提及？

某些內容可能與證人當時的反應、說話者心理狀態或其他有限目的有關；但能否用來證明被轉述事件真實發生，會受傳聞規則及法官指示規限。第14日，法官已就蔡母部分轉述證供向陪審團作出這方面指示。

證人作供後，案件是否已接近完成？

不一定。控方可繼續傳召其他證人，辯方之後亦可選擇是否提出案情。完成全部證據後，才會有結案陳詞、法官指示及陪審團商議裁決。

出庭是提供可被測試的材料，不是宣告結論

蔡母與譚方駿出庭的意義，在於把他們各自掌握的資料放到公開、受規則約束的審訊程序中：由主控官提問、由辯方盤問、由法官處理法律界線、再由陪審團決定應給予多大份量。

所以，閱讀案件時應避免兩個極端：既不要因證人是家屬或伴侶就把所有說法視為既定事實，也不要因證供受盤問就直接當作沒有價值。真正的問題是每段材料的來源、可接納性、可靠性，以及與控罪元素的關係。

References

[1] 法庭線：蔡天鳳案Day18

[2] 香港01：蔡天鳳案第18日庭訊

[3] 社區法網：香港刑事聆訊程序

[4] 社區法網：盤問的目的與範圍

[5] 香港01：蔡母首日作供

[6] 香港01：蔡母次日作供

[7] 法庭線：蔡天鳳案Day14｜傳聞證供指示

[8] 香港01：譚方駿首日作供

[9] 香港01：譚方駿第二日作供

[10] 香港01：譚方駿第三日作供

[11] 法庭線：蔡天鳳案Day17｜賭債與盤問

[12] 社區法網：謀殺罪的犯罪意圖

[13] 香港司法機構：陪審團的職責

[14] 社區法網：甚麼證據是可獲接納的？

[15] 社區法網：非法或不正當取得證據與公平審訊

本文按截至2026年10月16日可查閱的公開庭訊報道及香港一般法律資料撰寫，只供公共法律資訊用途，不構成法律意見，也不應被視為對任何證人可信性、被告刑責或案件結果的預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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